恒利配资策划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后，他写了本书批判《人类简史》

人文学者，像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这一级别的，如果不能触怒扎克伯格、盖茨、贝佐斯这一类人物恒利配资，反而成为他们的座上宾，那么，这位学者还配得上“人文”二字吗？抑或是，“人文”根本就是一个作废的命题？

大卫·格雷伯，一位自称“无政府主义”的学者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，都是坚决的“不”。

著名人类学家、无政府主义者大卫·格雷伯（David Graeber，1961~2020） Independent Social Research Foundation图

格雷伯2020年逝世，得年不到60岁。近四年来，他的声誉似乎在稳步提高，之前他的个人亮点是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的幕后策划人，为其创造出“99%”这一口号，那时，人们举着写有“99%”的标语牌、拉着帐篷，坐到各种公共场地上，此起彼伏，形成一种颇具规模的街头政治实践。“占领华尔街”激起的最大争议，是只有破坏，没有建设。而格雷伯也因他只求过程不讲结果的无政府主义理念，一时间名声大噪。

说一个学者“只有破没有立”，这话绝非褒奖。格雷伯的书，都没有提出所谓“建设性的意见或结论”，不管是他最具盛名的2011年的作品《债：第一个5000年》也好，还是2015年出版的《规则的悖论》，都是如此，它们都谈不上具有严密结构的学术著作，而是一篇篇随笔体的论文的结集。在《债》中，他最终提出的是一种期待——他说，人应该变得更好，当一个人借给别人一辆车的时候，并不是像经济学家的“理性人自利”假设所说的那样，是为了让对方欠自己一笔债，一笔只能折算成货币的债，而是对对方表现出真诚的慷慨。

而《规则的悖论》，这本对官僚体制做出犀利的分析和批判的书，正文结束在这样一句对现状的描述中：

“……法规压抑了存在，武装警卫和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，科学和创造力被扼杀，而我们所有人到头来发现自己每天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填写表格。”

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，他的“破”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行为，他在提醒读者：别忘了我们是人，既然是人，就能够，也应该去反思日常遭遇的每一种事实，能够吐露切身的痛苦和厌恶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，追求可以超越一己的利益范围，去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提出严厉的看法。

用历史和考古细节质疑赫拉利

别忘了我们是人。一说“人”，难免要想起那本轰动世界的《人类简史》。有趣的是，《人类简史》和格雷伯的《债》恰是同年问世的。《人类简史》是一本能让自认“外行”的人都觉得，读完之后就懂了地球上迄今（至少是迄至不久前的20世纪）所发生的一切的书，它的可读性太强了，超过了可读性已经很强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。戴蒙德的这本获奖大作，对赫拉利的影响十分明显，例如《枪炮》一书就提前说了赫拉利在“毁天灭地的大洪水”中表达的意思：古老的巨型动物，缓慢演化了数百万年，能扛过一个又一个地质冰期，却在人类出现之后迅速走向灭绝；那些能够活下来的物种都是能适应的，它们跟着人类一起演化。

相比戴蒙德，赫拉利的特点是更乐于表达个人态度，这态度常常可说是一种聪明的疏离。《人类简史》初版于以色列，以色列读者和媒体的人文素养很高，他们似乎不仅认同赫拉利所说的内容，更认同他表述这一切时所持的那种“方式”：人类一路从弱到强走来，但在生态系统中，人类完全“不重要”，别的生物不需要人类就能活得很好；只是由于偶然，由于“进化的一眨眼”，人由无足挂齿变为举足轻重。

这很像那种摆低姿态的成功人士的口吻：“我成功是因为走了狗屎运。”“后人类”已是一个进入学术话语的概念，很难低估这一情形跟《人类简史》的出现之间的关系。“后人类”在修辞方面的效果在于，它在保留对人类成就的肯定的同时，压低人类的唯一性、重要性乃至代代相传的永久性。赫拉利没有对人类导致生物大灭绝表示任何遗憾的意思，但他用成功的“不重要”和“偶然”来稍稍贬抑人的起源，然后暗示“出来混总是要还的”。他不会说，人类的成功经验是可能复制的，但他会讲，人在坐稳了地球的江山之后，就封闭了其他生物的自然进化通道。所以人说什么是什么恒利配资，人要灭掉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。

赫拉利的观点无法证伪。在融贯、流畅、自圆其说方面，他是做到了极致，但是，和对流畅向来缺少抵抗力、对融贯的推理总是照单全收的大众读者不同，人文学者会敏感于叙述的风格。大卫·格雷伯的遗作——他和考古学家大卫·温格罗合著的《人类新史》目前已有中译本，读此书，不难发现格雷伯对赫拉利的批判方式：他不仅提供了更多细节（因而读起来也不像《人类简史》那么流畅），告诉读者说，人类的演化和奋斗历程不像《人类简史》说的那样清晰，那样可以诉诸鲜明的态度表达，而且，他对于赫拉利所表现出来（或者迎合）的当下流行的叙述技巧，是特别有警惕的。

“人类是被小麦驯化的，而不是小麦被人类驯化”，想必《人类简史》的读者都会对这种观点津津乐道。赫拉利说，人类广泛种植小麦，结果是小麦获益更大，而不是人类获益更大，人类被困在了田地上，腰酸背痛还不能远行，小麦的基因却被“复制粘贴”到世界各地，实际上称霸地球。这一套推理，在《人类新史》中，实际上是被推翻了的，格雷伯和温格罗指出了赫拉利玩弄的语言游戏：他故意要读者“从小麦的角度来想象一下农业革命”——可是为什么这么做？凭什么这么做？

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智力不如人类，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在演化上肯定不如人类成功；然而，在说到小麦的时候，赫拉利却不提小麦的智商，而谈论小麦的基因被广泛复刻，到处种植，所以是“成功”的，而且“驯化”了人。这样的理论，难道没有荒谬之处？

小麦对人的“驯化”，和人对其他牲畜家禽的“驯化”，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，前者是在比喻意义上的使用——小麦并没有拿着一根鞭子，吆喝着一两条大狗，把人类赶来赶去。可是一般读者是不会区分细微差别的。格雷伯和温格罗指出，赫拉利用一个“驯化”就轻描淡写地把农业革命的漫长过程给打发了。实际上，从公元前10000年（根据叙利亚北部的考古证据）到起码公元前7000年，经历了三千年的过程，人类才从对野生谷物的最初耕作，走到了系统性地驯化作物这一步。

我们应该想象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像赫拉利那样，只看两个端点：一端是狩猎—采集时代人的自由流动，另一端是农耕时期人的“被困”土地，腰酸背痛；而应该想象这三千年里发生的事情。肯定有无数狩猎—采集者是不愿意耕作的，有的人开始耕作，又放弃，之后又转为耕作，如此持续不断，不同的人类族群在各自生活的地方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展这种行动。《人类新史》的作者说：耕作土地是极为艰巨的工作，但承认这一点，不应该得出人类掉进了小麦布下的陷阱、小麦在“下一盘很大的棋”这种近乎阴谋论的结论，更不能讲“人类本该从事狩猎—采集更好”这种便宜话，而应该首先看到，这个进程本身是过于漫长和复杂的，是艰苦卓绝的，它像一个远超人类尺度的巨物一样，不能轻佻地衡论它的全貌。

语言的滥用与话术的流毒

读《人类新史》肯定不如读《人类简史》愉悦，因为前者不仅更谨慎地使用证据和推理，而且更多地要求和引导（往往匮乏想象力的）读者去想象那些更长的时段里一个个具体的场面。当赫拉利说，小麦讨厌石头和杂草，于是人们要把石头清理掉的时候，他指导读者产生一个明确的态度，即反感小麦的任性，同情人类的疲劳；那些养过或正在养娃的人，也许更会重燃端屎端尿一把鼻涕一把泪侍弄婴孩的痛苦记忆。然而，《人类新史》不诱导读者去迅速地形成某种判断。它只是让读者去想象一万多年前可能发生过的事情——仅仅是想象，耐心地想象。

格雷伯和温格罗深知这个时代的“智识诱惑”：人们不仅有知识焦虑，而且渴望快速解决焦虑，于是那些经过浓缩的、外表新奇而结论单一的观点，搭载着互相抄袭的话术而到处流传。他们不想用同样的技巧来质疑那些大历史读物——无论是宗师级别的戴蒙德，还是很容易驳斥的史蒂芬·平克（指的是他那本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），或是话术最严密、最难驳斥的赫拉利。

“小麦驯化人类，而不是被人类驯化”，这种一个沙漏两头倒的话术，已经如“流毒”一般，用于讨好那些无耐心也无能力做人文思考的受众了。比如，刘慈欣的一篇想象未来人人都过于长寿，结果引起这样那样的灾难的小说，在推向公众时，非得提炼出一个“金句”文案挂在外面：“给时间以文明，而不是给文明以时间”。似乎，人文写作者想影响公众，就得靠这种包含的要素少、观点又格外清晰，同时凝缩得朗朗上口的广告词。

《人类简史》的销量和影响力无需繁言，值得注意的是赫拉利在之后十年里的“走势”。他走的是一条让大卫·格雷伯不屑的路，一条越来越“精致”的路，一条和硅谷越走越近、终致彼此难分的路。赫拉利提出，就像50年前“后现代主义”“晚期资本主义”的思潮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所感觉到的那样，我们，21世纪的人类，目前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，其中的规则是未知的，需要建立，而我们所有传统的真理演绎模式，已经死亡和消失，不再有意义。

这个理念未必是“错”的恒利配资，但是，必须看到它是赫拉利从《人类简史》一步步踩出来的话语脚印，随着书的超级畅销，不知不觉，赫拉利被推上了一个话语权力的高位，被授予了大量对“人类”这一物种“宣判”并做出预测的机会。同时也要看到，硅谷大佬是乐意接受他这一基本理念的。对西方千余年来积累的人文主义传统，今日叱咤风云的大科技从无真正的迷恋。

2015年，《未来简史》出版。在书中，赫拉利讲了人性的未来，讲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带来的威胁——理所当然的还有“新的可能”，讲了人性与新技术的融合。他的措辞技巧可谓炉火纯青，圆熟无比。比如，每当他说“未来将会如何如何”的时候，他先让人明白人性的全部奥秘（“理论上”或者“在可预期的未来”）都可以靠遗传学、基因技术之类的事物解开，然后，他精心权衡接下去的话语，比方说，他会先引导人们对此感到恐慌，然后再还给人们一些希望。

在书出之后的巡回演讲之中，在一场场常规的活动中，他通过与各种人的对谈宣讲书中的内容。YouTube上有一段录像，是2016年在伦敦的一场《未来简史》发布活动，其间，赫拉利和BBC经济编辑对谈结束后，有位观众接过了话筒，起身提问。

这是一位中年女性，她说，《未来简史》很精彩，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：“当你说计算机会比我们更‘了解’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了解？”

这位女士认为，“了解”是一种隐喻性的认识。当我说“我了解你”，并不是说，关于你的所有知识我都掌握了，储存在我的大脑中，而是说，“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你经历过一些什么，你的性格和习惯是怎样的”，诸如此类。用赫拉利自己爱用的比喻说，许多汽车加起来，就成了交通阻塞，但是人的心灵并不是心灵所认知的各种事物的简单相加，而是超越这个集合之上的一种存在。因此，赫拉利所说的计算机“了解”人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“了解”？是知道某个人偏爱的饮食、常去的饭店、喜欢的汽车和衣服品牌、常看的电影类型，等等，这些信息的汇总，还是能够和这个人对话，让他启动他的心灵？

她最后说：“你说计算机了解人，你说亚马逊了解人——这都不是‘了解’，你自己也了解，你说的‘了解’并不是了解。”

这番话值得所有人起立鼓掌。在这里，可以看到赫拉利对“了解”一词的使用，和《人类简史》中对“小麦驯化人类”中“驯化”一词的使用，是如出一辙的。当我们在搜索引擎里检索过某一电器，或是在社媒上谈论了某个电器，之后打开亚马逊网站时立刻跳出关于这电器的种种购物链接时，我们就应该警觉到，计算机对人的“了解”是怎样的一种性质。当手机里不断推荐同质化的自媒体给我们时，我们就应该打断和质疑这一循环，并想到，心灵方面的需求和简单地寻求“下单”刺激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

“计算机比人更了解他们自己”，是一种极为反人文的断语（绝非“口误”）：它无视人心灵的复杂，而把人贬低到了各种个人偏好的相加（我们知道社交媒体的算法正是这样看人的，人不是人，而是一大堆偏好标签），人的行动可以因此被计算机掌握和预测。我们更应该意识到，赫拉利这样的断言，是在宣称自己对人类的“了解”，进而，他暧昧地暗示说，人类不妨放弃对人工智能之类科技事物的抵抗。

一种消极的衰退叙事

再回看《人类简史》，会发现赫拉利对人类的“贬低”其来有自。读过此书的人一定不会忘记，此部“简史”始于这一判断：“人，一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生物”，之后，赫拉利条分缕析，把人如何通过语言交流发展出“讲故事”的能力，进而发展出大规模协作的本领，一点点发达壮大起来的历史讲清楚。人类终于接管了世界，但是，赫拉利的行文中充满了一种“只不过是”的口气。一方面，他声称，其实什么都不重要，人类只是猿类，人类讲的故事不过是“神话”，而神话只是一种古老的“假新闻”形式……与此同时，他宣扬了个人的权威，用反元叙事来形成他自己的元叙事。他就像一个销售员，告诉你：汽车其实并不重要，它们只是来自人的想象，是虚构的结果……好了，你买我这辆新款车吧。

这并不是说赫拉利真的“错”了，说他的良知有问题，更不是要得出一个可以满屏张贴的结论“我们都被某某某给骗了”，尽管这种话很容易就出现在想要标新立异的内容发布者的标题栏里。但是，我们务必更加重视大卫·格雷伯这样的学者，我觉得，作为一个持人文主义立场的人，他对于纠正谎言、驳斥谬论、指出真相之类，并不感兴趣，他真正感兴趣的，是市面上的流行情绪，是那些过于流传的作品产生的“副作用”，是人们怎样使用它们——科技巨头、金融资本家、政治一把手们如何使用它们，大众读者又如何使用它们——人们怎样从中得出自己愿意接受的结论，这些结论又怎样反过来，迎合人们对它们的渴望。

事实上格雷伯和温格罗看到，愤世嫉俗（cynicism，当前或译作“厌世”更好）是当下“后人类”时代的流行情绪，它远远地呼应了卢梭对人类衰落的总体判断，并且更远地呼应了伊甸园神话：初人被从伊甸园放逐，因为有了知识和道德，而进入充满疾苦的有死人生。这依然是一个陈旧的套路，不是说它不能翻新，但在赏析它的新时，务必要看到它的旧。《人类简史》式的论述会让人信服而消极，正如它的宗教性模板那样，让人屈服于一种衰退叙事。而书和作者却因此被推上很高的位置。

而那位当场发问的女士做出了另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她指出了赫拉利的说法（及其所代表的硅谷技术大佬的主张）包含了贬低人、蔑视人的信息。没错，人作为全体，完全应该自谦，应该看到自己的尺度有限并放下主人的身段来尊重生灵万物、土地和气候，可是当一小群人告诉其他所有人说，你们的能力不如计算机，你们对自己的了解不如算法的时候，这还不值得引起警觉吗？那些包含了“专业色彩”和数据的精彩语言，总是让迷信专业人士的受众诺诺连声，噤若寒蝉。在这种可疑的“后人类”语境里，人文主义，是真正在乎“人”是什么的人必须要举起和倚仗的旗帜。